電影《泄密者》最后，吳鎮(zhèn)宇飾演的老警探王大偉與妻子離婚，張智霖飾演的年輕警官李永勤則與未婚妻邁入婚姻殿堂。影片以交叉剪輯的方式向觀眾交代了這個他們或許早已明了的結局——電影一開始，伏筆不是已經埋下?王大偉的妻子埋怨丈夫整天忙于工作不顧家，要和他離婚;李永勤的未婚妻雖然遭遇到相似情況，但她對婚姻仍然保有美好的期待。

　　這個既悲又喜(后面我們會發(fā)現(xiàn)這個結尾其實悲劇十足)的結局原本可以反轉：按照中國人喜好的“大團圓”敘事套路，王大偉與妻子離婚的悲劇就不該發(fā)生。 更何況王大偉逾越警察身份幫助“泄密者”揭露Amanah的騙局，他理應通過這份不為人知的“英雄舉動”獲得觀眾感動才是——一種最簡單的影像化呈現(xiàn)就是妻子不計前嫌與他重歸于好，兩人繼續(xù)一起生活。

　　邱禮濤(或者說兩位編劇)顯然不愿如此。或許我們經?？匆姼@用意的結尾，但很少有比《泄密者》的這個結尾顯出更隱晦卻又明晰的用意了——王大偉和李永勤像是警察這個身份的兩組鏡像，合并在一起構成了一幅由青年到中年的漸變畫。李永勤代表年輕時候的王大偉：正義凌然、秉公執(zhí)法，王大偉則代表著年老后的李永勤：儼然一條在警局摸爬滾打數(shù)十年的老油條，如此他才會在女兒患病這件事的間接驅使下暗中支持“泄密者”(顯然與警察身份相悖)。

　　如果說年輕的李永勤仍然兢兢業(yè)業(yè)地恪守著一個警察的責任和操守，那么中年的王大偉則懂得了在職業(yè)規(guī)訓之外，仍有一種被稱作“良知”的東西存在。這是他在知道Amanah的彌天謊言之后，瞬間做出的決定——除了女兒無辜被感染這件事給予他的打擊，作為人(而不是警察)的良知在無形中指使他去幫助“泄密者”揭露Amanah的騙局。王大偉逾越了警察這個身份的限制，顯出了作為普遍之人的價值(良知同樣引導著張日善的兒子反叛父親)。

　　像是同一個人生命中的兩個階段，從李永勤到王大偉，性情雖然發(fā)生了一些轉變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：他們都為工作犧牲了家庭，將本來應該留給家人的時間花在了警務事情上。這是王大偉最后不得不離婚的原因，李永勤身上雖然已經出現(xiàn)這個問題，但未婚妻對婚姻的憧憬與喜悅無疑沖淡了這種“不顧家”可能對夫妻關系暗中造成的傷害。

　　《泄密者》結尾的交叉剪輯無不在說明此點：李永勤的未來就是王大偉。這個結尾不是已經提前給出了嗎?李永勤和王大偉在影片中途坐在車里聊天的時候，一個問另一個結婚了嗎，一個說“在辦”，另一個回問離婚了嗎，這個也說“在辦”。相同的回答在此創(chuàng)造的幽默感，到結尾徹底涂抹出了一種悲觀色調。兩個“在辦”最終都落實了：真的結婚，也真的離婚了。

　　邱禮濤在此不免顯露出他的悲觀。即便整部電影按照香港電影的傳統(tǒng)套路制作完成，但這個結尾卻反轉了套路：王大偉的一系列“英雄壯舉”也沒能挽救婚姻，這是有悖敘事常理的。觀眾看到這肯定會感到惋惜，但或許這就是人之實情吧。在結尾結婚與離婚間的強烈對比中，邱禮濤有一種不妥協(xié)的姿態(tài)。這種不妥協(xié)滲透在了電影中，《泄密者》說到底即是作為一種對政商勾結的批判創(chuàng)造出來的。

　　在快速制作的基礎上(我們不知道今年他還能拍出幾部電影!)，邱禮濤仍然能加進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思考。《泄密者》的故事，無非是幾個社會事件相互組合的產物：作為中情局職員的斯諾登揭露美國的“棱鏡”計劃，或許是張日善的兒子反叛父親和“泄密者”組織的由來;SARS及其他傳染疫情的不時發(fā)生或許啟發(fā)了電影中高危變種傳染病的設計;記者的普遍“消失”，或許是編劇著力重申記者職業(yè)道德的原因;政商勾結，也不算什么多大多新鮮的新聞了。

　　作為當今香港影壇極少數(shù)仍然鮮明保留上個世紀90年代港片風采的導演之一，邱禮濤在每部電影中都保持了自己的風格。固定的創(chuàng)作團隊、商業(yè)化制作模式、全明星陣容……而且往往是多種電影類型相互混雜，邱禮濤拍起電影似乎順手拈來，看起來毫不費力。在杜琪峰的電影里，能看到純正的香港警匪槍戰(zhàn); 在許鞍華的電影里，能看到原汁原味的香港市井生活;但在邱禮濤這兒，目視到一個更廣闊的世界。